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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 管理美元:廣場協議和人民幣的天命

自編碼:1820578
商品貨號:9787508681542
作者: 船橋洋一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8年04月

售價:NT$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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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錄:

推薦一:日本“普力策獎”日本新聞獎得主、《朝日新聞》前總編船橋洋一先生深入采訪廣場會議112位核心參與者,記錄了廣場協議的起因、談判、實施和早期結果,真實還原廣場協議真相。陰謀論or時勢的正確選擇?讀完才知道。 推薦二:1985 年的廣場協議是“二戰”以來國際貨幣合作方麵的重要範例。對比之下,當下的國際經濟形勢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日本一樣,中國麵臨著巨大對外貿易順差和彙率的壓力。通過這本書,了解在廣場協議前後主要五國,尤其是日、美、德三國的曆史背景、決策過程和決策結果,對於中國應對目前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有現實意義。廣場協議是中美貿易爭端的重要曆史參照。

內容簡介:

 

1985 年的廣場協議是“二戰”以來國際貨幣合作方麵*重要的範例,其直接目的是扭轉美元彙率大幅上升的局麵。美元彙率在此前的五年間升值了一倍,美國的貿易逆差也因此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點。美國商品價格的競爭力下降在國會中引發了規模空前的保護主義,全球貿易體係麵臨崩潰的威脅。因此,廣場協議的*終目的,是避免一場可能對世界經濟造成毀滅性影響的貿易戰。

“廣場行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主要的經濟體,包括法國、聯邦德國、日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五國集團很快達成共識:全球貿易體係處於風險之中,*可行的應對策略就是大幅調整彙率。在接下來的兩年裏,美元下跌了30%以上,而日元和馬克的升值幅度超過了50%。經過兩年的常規時滯後,美國貿易逆差(以及關鍵的日本貿易盈餘)在20 世紀80 年代末收窄了一半。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壓力因此消退,沒有推行任何重大的貿易壁壘政策,開放的世界貿易體係得以維係。

中國是廣場協議的主要受益者,其經濟改革始於20 世紀70年代末,並自80 年代非常成功地融入世界經濟。五國集團國家間失衡的加劇,尤其是其他四國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彈,原本可能會擾亂世界貿易體係,從而限製甚至破壞中國對世界的開放,而開放在中國飛速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作為彙率調整一部分的韓元及新台幣的後續升值,都有助於中國相對一些主要競爭對手提升競爭地位。因此,廣場協議糾正的這些失衡,尤其是成功遏製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

《管理美元》是對廣場協議的起因、談判、實施和早期結果的權威分析。英文原版圖書出版於廣場協議簽署三年後,《朝日新聞》前總編船橋洋一先生,基於對112位廣場會議參與者的直接采訪,分析展示了參與廣場會議各方的實力、決策者間的意見分歧以及促進協作式的經濟一體化的實踐,對各個方麵給出了詳細且權威的記錄。

這本書曾獲得1988年吉野作造獎,對於中國應對當下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有重要的現實和參考意義。

作者簡介:

船橋洋一,一位屢獲殊榮的日本記者、作家,在外交事務、美日聯盟及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曆史問題方麵著述頗豐。曾獲得被譽為日本“普利策獎”的日本新聞獎。

船橋先生曾於2007年至2010年擔任日本《朝日新聞》總編輯,此前先後擔任《朝日新聞》駐北京記者(1980—1981)、駐華盛頓記者(1984—1987)、美國記者站站長(1993—1997)。他是日本再建基金會聯合創始人兼主席,參與監督“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2014年)。2016年,他成為斯坦福大學著名的肖倫斯特新聞獎第一位日本獲獎者。

目錄:

推薦序

中文版自序

初版序

前 言



第一章 廣場協議

順勢而為

無紙麵記錄

幹預的政治學

幹預過程

陰 影



第二章 銀行家

執行貨幣政策:協調

執行貨幣政策:美國單方麵行動

執行貨幣政策:日本行動,聯邦德國行動

貨幣政策協調政治學



第三章 單邊主義的終結:美國

壓 力

可能性的藝術

第四章 日元的政治經濟學:日本

中曾根政治學

大藏省

外部壓力



第五章 聯邦銀行準則:聯邦德國

波恩和法蘭克福

政治文化

歐洲貨幣體係



第六章 東京峰會

加強監督

五國集團對七國集團

衝 擊

七國集團指標體係的政治學



第七章 從兩國集團到三國集團

積極的雙邊主義

日本牌

貝克– 宮澤交易

“德國人的固執”

走向三方體製?



第八章 盧浮宮會議

廣場協議2.0

“近期水平附近”

幹預的政治學

實施財政政策

盧浮宮協議之外



第九章 教訓

政策協調的標準

從廣場會議到盧浮宮會議:一個批判性評價

曆史視角

結 論



事件年表

縮寫表

作者采訪的人

檔案文件

致 謝

譯後記

內容試閱:

前 言

“總統先生, 今天我想跟您說點兒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1987 年6 月威尼斯峰會前的雙邊會晤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對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說,“請切實有效地削減財政赤字。否則,世界經濟形勢將非常不妙。我想其他國家首腦也這樣想。您知道為什麼他們不這麼直接問您嗎

中曾根麵帶微笑,看著裏根有神的眼睛。

“三個原因:第一,美國和日本都由美國的軍隊保護著,所以,對日本來說,很難要求美國削減軍費預算;第二,(美國財政)預算的大幅削減可能造成世界範圍內的衰退,並導致失業;第三,您個人的魅力,在您的魅力麵前,我們怯於跟您提這些事情——但我現在不得不告訴您。”

裏根隻是安靜地聽著,一言不發。

中曾根後來表示,他此前已經下定決心,他本人在威尼斯峰會上的任務,就是傳達對美國預算赤字帶來的破壞性後果的嚴重關切。他確信,(日本)6 萬億日元的一攬子刺激政策給了他足夠的底氣,向裏根提出這個特別的訴求。

“廣場行動”,即由五國集團在廣場會議上發起的經濟政策協調,最大的缺陷便是從一開始就無力大幅削減美國的財政赤字。中曾根的關鍵建議因此擊中了問題的核心——(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但在糾正措施方麵其建議卻乏善可陳。是紐約股市隨後於1987 年10 月的暴跌,才讓美國政府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政府在股市崩盤之後對美元貶值的持續依賴,引發了對盧浮宮協議有效性的質疑。一些觀察家隨即宣稱“盧浮宮協議失效了”。另一些觀察家則公開表示政策協調已經終結。到1987 年年底,五國集團甚至無法召開會議,因為擔心會議可能產生的非理性預期給市場帶來後續影響。

五國集團的一位央行行長認為,眼下的貨幣體係並不是正式的體係,其運行是基於“會議本位”——在缺少體係規則的情況下,五國集團的那些會議本身主導著合作、引導著良性的市場行為。而這種“會議本位”正麵臨著非常大的壓力。

“廣場行動”引出了幾個問題:其真正的目標是什麼?長期影響如何?這些結果證明從廣場會議到盧浮宮會議期間的那些努力是合理的嗎?或者,如一些人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放棄政策協調嗎?如果是的話,另外的選擇是什麼?回到完全自由浮動彙率?而廣場協議本質上不正是對浮動彙率無政府狀態的回應嗎?我在本書中嚐試回答這些問題,從政策協調的理想模式角度評價廣場協議。我將集中討論五國和七國集團峰會的活動,這些峰會是促成“廣場行動”的載體。主要的參與者是財政部部長、副部長和央行行長們。

他們都有各自要應對的政治鬥爭。美國財政部部長詹姆斯·貝克三世(JamesA.Baker III)有四條戰線:在財政政策方麵同裏根總統, 在利率方麵同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保護主義方麵同國會,在經濟增長方麵同外國政府和同行。日本大藏相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的對手包括:在財政政策方麵同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大藏省的官員,在日本自由民主黨內同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的派係爭鬥,在彙率問題方麵同貝克。聯邦德國財政部部長格哈德·斯托爾滕貝格(Gerhard Stoltenberg)則麵臨著強大的機構障礙:傲慢且獨立的聯邦銀行(聯邦德國央行),強勢的“搖擺黨”自由民主黨,以及歐洲貨幣體係(EMS)。

他們的對話氣氛有時會變得緊張甚至情緒化十足,但這種時候,幽默,特別是英國財政大臣尼格爾·勞森(Nigel Lawson)的幽默化解了那些可能的尷尬氛圍,比如,在解釋其盧浮宮會議遲到的原因時,勞森一進會場就說:“對不起,先生們,我來晚了。但我不得不搭乘法國空軍的飛機。”

意大利和加拿大的代表有時會參加五國集團的會議,這就形成了七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文簡稱基金組織)總裁也會參與,依據基金組織多邊監督條款,對每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進行評價。

五國集團會議為彙率、利率等敏感的經濟問題提供了坦誠且直接討論的機會。市場,實際上是全球的各個市場,警覺地關注著五國集團的活動以便決定其下一步的動向,隻要五國集團或七國集團發布了聲明,市場馬上就會給出判斷。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和市場之外的我們對五國集團如何運作都知之甚少。與國家安全事務類似,大國之間的國際貨幣外交是敏感且機密的領域,對媒體和學者設限。畢竟,廣場戰略還在進行中,大部分的最初參與者仍活躍於其中。

本書是關於五國集團廣場戰略在政策協調方麵的案例研究,重點關注其核心參與者美國、日本和聯邦德國。時間大體從1985 年9 月的廣場協議到1987 年2 月的盧浮宮協議。本書有三個目標:第一是通過原始報道和對主要參與者的采訪,給出關於1985年9 月開始的“廣場行動”的全麵記錄;第二是從國內和國際政治的背景角度來分析這些事件,這包括從參與者所負責的經濟機構角度分析他們的作用和動議;第三是從對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影響和體係建設的角度,對“廣場行動”進行分析。我重點分析“廣場行動”的成功和失敗之處,最後得出有益的教訓。探討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就是探討政策製定同政治和市場之間的博弈。本書重心不在於分析政策協調的經濟學,而是探究影響政策發展的政治和機構利益。

政治和市場的互動是研究的一個著眼點。自“廣場行動”之初,參與者即注意到他們不得不留意背後的參與者——不在會議室內的市場,特別是彙率市場。

很難記起1985 年春夏之間美國同其貿易夥伴(特別是日本和聯邦德國)之間關係的熱絡程度。當時,美元的貿易加權彙率被高估了30%~35%。如果這個彙率持續,預計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將於1990 年達到3000 億美元。a1985 年,美國自“一戰”後第一次成為淨債務國。美國國會對政府在貿易逆差和貿易爭端上的無動於衷越發不滿。同樣,國會對膨脹的預算赤字的束手無策也讓政府無可奈何。經濟放緩的預警信號正在醞釀。同時,對1986年中期選舉的盤算也對政治家們產生了不穩定的影響。保護主義力量充斥於國會、商界和勞工群體。“《斯穆特– 霍利關稅法案》本應在1985 年秋天獲得壓倒性的通過”b,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國會議員、共和黨自由貿易主義者比爾·弗倫澤爾(BillFrenzel)後來說。

美國的貿易夥伴被裏根政府的不幹涉政策徹底激怒了。三年來,他們懇求(美國)縮減財政赤字並降低美元彙率,但他們的訴求好像進了聾子的耳朵。幣種之間的彙率劇烈波動,給世界貿易體係帶來了巨大壓力。美日之間及美國與西歐之間的貿易戰一觸即發。需要做一些應對工作了。這是“廣場行動”緣起的背景。

“廣場行動”是裏根政府決定向現實屈服的政治姿態。它由貝克領導的新財政部團隊設計、推動,意在實現三個主要目標:第一,應對國會裏的保護主義(短期策略);第二,通過刺激日本和聯邦德國的國內需求來維持世界經濟的增長(中期計劃);第三,減輕美國的債務負擔(長期規劃)。

五國集團中的其他參與國支持這個新的政策動議,主要是因為擔心保護主義的破壞效應,不可持續的失衡將導致衰退。除了共同關心的事務,各國還把國內事務納入政策協調過程。日本強勢的大藏省考慮,通過日元和美元之間的彙率調整,來轉移財政刺激政策的壓力。聯邦德國官員擔心,美元不受控製的下跌,將損及歐洲貨幣體係協調,因此努力推動(美元)“軟著陸”。法國人則意識到,這是一個利用政策協調向聯邦德國施壓的機會,敦促德國實現更快的增長、對幹預彙率市場做出更堅定的承諾。他們還急於推動目標區。通過處理貨幣彙率關係的各種新努力,英國財政部希望將英鎊同馬克聯係起來;在後來探討參考範圍策略時,英國又發現了同歐洲貨幣體係國家加強貨幣聯係的好處,可以為將來加入歐洲貨幣體係做準備。

我們看到的“廣場行動”,是包括財政、貨幣和彙率政策在內的綜合方案。實際上,因為財政部部長們未能摸索出財政政策調整方案,他們隻能過於倚重彙率調整,同意美元貶值,這是快速推低美元的重要前提。

然而,美元貶值原本是個有序操作的長期方案,以免“硬著陸”,最好是“軟著陸”。在整個新協調的過程中,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這兩個經濟政策製定部門之間的關係並不和諧。

對於為了協調目的實施貨幣政策,央行行長們比較謹慎,在廣場協議彙率調整及盧浮宮會議建立參考範圍時,他們這樣呼籲過。央行抵觸協調的根源在於維持機構獨立性的願望,這有時比價格穩定和經濟增長還重要。盡管央行行長們抵觸,但從廣場協議到盧浮宮協議,財政部部長們總體上從央行那裏獲得了他們想要的大部分支持,包括一係列的協調性減息。是財政部部長們未能實現重要的財政政策協調,才導致他們過於關注彙率問題。

1987 年年初,美國利率開始快速上升。美國國債拍賣收益率的走高,證實了對流入美國的外國資本正在枯竭的擔憂,這促使貝克的財政部關注貨幣穩定,並催生了盧浮宮協議。然而,盧浮宮協議注定是一個脆弱的臨時安排。日本有真實的財政政策調整行動,推出了6 萬億日元的刺激計劃,但美國方麵沒有實質行動,聯邦德國也從未有什麼積極的表現。各國的貨幣政策也不見動作,甚至沒有措施來捍衛在盧浮宮會議上達成的參考彙率。

“廣場行動”產生了七國財政部部長集團和一個強化監督經濟政策調整的指標機製。美國希望通過對日本和聯邦德國實施這些指標式的規則約束,刺激兩國國內需求並帶來更快速的增長。而日本和聯邦德國則抵觸這種“機器人化”的經濟政策製定方式。a它們擔心,這個指標體係會變成逆差國美國的工具,將更多的調整負擔推向順差國日本和聯邦德國。貝克原本希望,通過將五國集團和七國集團兩個峰會聯動,以及作為國家最高權威的國家元首的加入,可以給五國集團的政策協調注入更多政治權威,從而擴大五國集團決策的力量。但這個設計並沒有按貝克的預期發展,主要的障礙在於,國家元首不願意在政策協調過程中投入他們的政治影響力。

一些讀者可能會根據“廣場行動”匆忙得出結論,例如:美國會放棄國際協議,隻要這樣做看上去符合美國的利益,近期的例子是,美國政策製定者在股市於1987 年10 月崩盤後馬上擱置了盧浮宮協議;美國官員很可能進一步使美元貶值;對外部失衡和貨幣不穩定,宏觀經濟政策調整被證明是無效的,眼下的當務之急是更關注微觀政策調整;管理彙率努力的失敗,證明應該回歸浮動彙率。

上述結論可以深入探討,我相信將來可以吸引更多的討論者加入。單方麵大刀闊斧地行動,可能會令裏根政府改頭換麵,而且美國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問題可能是政策討論的重點,超出了財政赤字削減這個眼前的任務。但基於這個研究的結果,我質疑這些結論的可信度。在未來製定宏觀經濟政策時,美國的決策者肯定會對國際影響變得敏感。盡管不能排除美元破壞性單邊貶值的可能性,但決策者最終將發現這樣做的可行性不高,因為他們必須保證外資的穩定流入。1987 年12 月23 日的七國集團聲明,沒有拒絕盧浮宮協議的參考範圍機製,而且比以往更加強調了美元進一步貶值的負麵影響。盧浮宮協議仍然可以作為建立更穩定體係的基礎。關於上述第二個結論,我認為,教訓應該是宏觀經濟政策調整走得不夠遠,各種障礙製約了更全麵的行動。我的結論是,“廣場行動”中的政策協調必須堅持並加強。關於協調,問題並不是它沒有發揮作用,而是人們沒有讓它更充分地發揮作用。

鑒於國際貨幣和貿易關係的不穩定性不斷加強,國際經濟協調努力就顯得彌足珍貴,也迫切需要。然而,單純隻為建立體係,並不能使得各國修正潛在的失衡和不穩定。要達到理想的效果,必須將外部因素係統性地統籌到國內經濟政策的製定中。

“廣場行動”的真正考驗在於,其將國內政策向更強大的國際合作傾斜的能力。當然,是否能夠通過考驗,是這個未盡故事的一部分。





推薦序

1985 年的廣場協議是“二戰”以來國際貨幣合作方麵最重要的範例,其直接目的是扭轉美元彙率大幅上升的局麵。美元彙率在此前的五年間升值了一倍,美國的貿易逆差也因此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點。美國商品價格的競爭力下降在國會中引發了規模空前的保護主義,全球貿易體係麵臨崩潰的威脅。因此,廣場協議的最終目的,是避免一場可能對世界經濟造成毀滅性影響的貿易戰。

“廣場行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主要的經濟體,包括法國、聯邦德國、日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五國集團很快達成共識:全球貿易體係處於風險之中,唯一可行的應對策略就是大幅調整彙率。在接下來的兩年裏,美元下跌了30%以上,而日元和馬克的升值幅度超過了50%。經過兩年的常規時滯後,美國貿易逆差(以及關鍵的日本貿易盈餘)在20 世紀80 年代末收窄了一半。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壓力因此消退,沒有推行任何重大的貿易壁壘政策,開放的世界貿易體係得以維係。

中國是廣場協議的主要受益者,其經濟改革始於20 世紀70年代末,並自80 年代非常成功地融入世界經濟。五國集團國家間失衡的加劇,尤其是其他四國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彈,原本可能會擾亂世界貿易體係,從而限製甚至破壞中國對世界的開放,而開放在中國飛速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作為彙率調整一部分的韓元及新台幣的後續升值,都有助於中國相對一些主要競爭對手提升競爭地位。因此,廣場協議糾正的這些失衡,尤其是成功遏製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

此書是對廣場協議的起因、談判、實施和早期結果的權威分析。基於一位全球著名記者對協議過程中幾乎所有核心參與者的深入采訪,書中對該過程的各個方麵給出了詳細且權威的記錄。在過去的30 年間,船橋洋一的這本書對廣場協議做出的解釋無懈可擊,其地位和影響最近在《國際貨幣合作:廣場協議三十年後的教訓》中再次得到肯定。後者是我本人於2016 年參與編寫,並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出版的一本書,主要基於廣場協議主要參與者參加的“廣場會議30 年研討會”的討論內容。

“廣場行動”對當下意味著什麼?基本的國際經濟形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異。美國目前的貿易逆差同1985—1987 年大致相當,不過增速放緩,且要比2006 年時的峰值要低得多。德國仍然是最大的順差國家之一,但其作為歐元區的一部分,已不再擁有自己的貨幣。盡管中國的貿易順差也已從前期的峰值大幅下降,但其無疑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主要競爭威脅。

最重要的是,對全球貿易體係構成嚴重威脅的保護主義壓力在美國再度出現。國會不會批準奧巴馬政府談判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2016 年總統初選及大選中的多數候選人反對TPP,而且不同程度上反對全球化。作為最反對貿易的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於2017 年年初當選總統。他隨即宣布美國退出TPP,並就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啟動新的談判,甚至也威脅要退出,而NAFTA是美國簽訂時間最長也是迄今為止美國最重要的貿易協定。特朗普提出了一係列可能導致新的進口限製的反傾銷和國家安全措施,他甚至對美國繼續參與WTO(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質疑。

彙率問題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抬頭的主要原因,這在我和約瑟夫·蓋格農(JosephGagnon)的新書《貨幣衝突和貿易政策》(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於2017 年年初出版)中也有闡述。在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在對美國經濟的“中國衝擊”中,中國的影響占到了1/3。在美國國會的政治辯論中,全球化的反對者仍將中國問題作為最常用的論據。

雖然操縱有所緩解,但自2011 年以來,美元在市場力量的推

動下升值超過40%(恰如20 世紀80 年代廣場會議前)。這成為特朗普政府麵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幾乎肯定會繼續擴大,美國自身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美聯儲接下來的貨幣緊縮政策則將加劇這一趨勢,而特朗普承諾要減少甚至消除貿易逆差。我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同事威廉·克萊因(William R.Cline),每六個月就要對經常賬戶展望及基本均衡彙率進行一次評估。他最近的分析認為,美元目前被高估了約10%,在未來兩到三年內,美國貿易逆差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可能至少上升到4%,甚至高達5%。

在貿易問題上,特朗普的關注重點是美國龐大的對外逆差,尤其是與四個主要貿易夥伴間巨額的雙邊貿易逆差: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中國,以及德國、日本和墨西哥。而特朗普將貿易逆差視同為“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不過,他計劃通過與這些國家雙邊談判以減少逆差的努力注定要失敗。貿易逆差是一國內部宏觀經濟失衡的結果,尤其取決於國內生產與國內需求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之間的關係。貿易協定和更寬泛的貿易政策,很少甚至根本就改變不了這些關係。特別是,雙邊貿易失衡的變化對一國的世界地位沒有影響,而隻是在不同的夥伴之間重新調整赤字。因此,任何糾正貿易不平衡的重大舉措,例如廣場協議,都需要宏觀經濟政策和彙率的調整。

但特朗普隻有三個政策選項:

一、基於美國經濟正在好轉,直接忽略日漸擴大的美國貿易逆差,這會違背其本人的競選承諾;

二、製定更大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例如綜合進口附加稅,盡管這些措施不大可能大幅削減貿易逆差;

三、通過美國在貨幣市場上單邊幹預,或者更可能通過諸如廣場協議這類新的國際協議來尋求美元大幅貶值。

隻有第三個備選方案可能有效地將美國逆差降至國內政治和國際金融方麵可承受的水平。因此,隨著未來一兩年局勢的發展,廣場協議2.0 是有現實可能性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目前的操作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一個廣場協議2.0 已經生效。過去幾年,中國出於自身原因一直在強力幹預外彙市場以避免人民幣進一步貶值,這為避免美國逆差和國際失衡進一步惡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是通過拋售美元阻止美元對人民幣升值,這恰恰會是廣場協議2.0 的關鍵環節(與中國在2003—2013年間買進美元造成諸多問題的做法正相反)。基於任何此類協議,中國都將不得不繼續推動人民幣兌美元走高。但人民幣的平均彙率不會上漲得太多,因為隻有其他主要經濟體(即歐元區、日本,可能還包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同意推動其貨幣兌美元同等甚至更大幅度的升值,這個倡議才有可能成功。這些安排可以通過類似於廣場會議的,由相關各方參與的一次重大會議做出,也可以不通過會議做出。

如果中國想與特朗普總統合作,避免再次與美國產生貿易衝突的風險,這實際上是最好的辦法。人民幣的再度升值不會消除中國對美國龐大的雙邊貿易順差,甚至其對全球的經常賬戶盈餘可能還將繼續,但這兩項盈餘會收窄,從而對特朗普的關注做出回應。如果中國堅持認為,應該把其他經濟體(包括亞洲的)納入幫助美國降低其巨額貿易逆差負擔的過程,中國可以與美國合作,組織一次廣場會議式的會議。從措施的有效性及更廣泛的係統性影響的角度,通過彙率調整而不是試圖直接管理貿易的方式,中國將在調整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做法。

通過為國際貨幣體係提供合作式的兩國集團(G2)領導,中美兩國甚至可以走得更遠。兩國可以就美元與人民幣的關係達成“參考彙率”的共識,從而支持兩國經常賬戶可持續的均衡狀態,這正是美國和日本(及隨後的五國集團)在1987 年盧浮宮協議裏的安排(本書中也有描述)。歐元區有望加入這樣一項協議,其他經濟體也有可能參與,該協議可以為全球金融穩定提供一個重要的錨。它還將有助於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美國對此也應給予支持,以幫助其分擔國際貨幣體係的領導責任。

一些中國觀察家錯誤地認為,是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20 世紀80 年代末的金融泡沫及其後來的崩潰,從而造成“失去的十年”,因此反對中國參與任何廣場協議式的安排。這個問題沒有在船橋洋一的書中闡述,因為此書寫就於日本泡沫出現之前。但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和日本前大藏省副相行天豐雄(Toyoo Gyoten)分別在《國際貨幣合作:廣場協議三十年後的教訓》和《時運變遷》中斷然否定了這一說法。伊藤強調,“日元升值式衰退”在1986 年年底就已經結束,為阻止日元進一步大幅升值,日本不斷降低利率,這推動了資產價格上漲並導致銀行業危機。此外,20 世紀90 年代的情況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危機主要是由於未能切實有效地規範銀行體係造成的,這個問題直到21 世紀初才得以解決。中國獲得的教訓是,其本不應該抵製人民幣更快速的升值(這種抵製導致了危及整體經濟的房地產泡沫),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在這樣做,未來應該放棄這種做法。

廣場協議給今天帶來了許多教訓,有正麵的,也有反麵的。《管理美元》在中國的出版非常及時。我希望我的觀點以及令人尊敬的該書作者船橋洋一的觀點,將有助於引導讀者思考30 多年前的事件對當下的啟示,尤其希望有助於中國讀者,因為中國對國際貨幣體係及更寬泛的世界經濟的成功和穩定承擔著越來越大的責任。

在準備本篇序言的過程中,我翻閱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大量的出版物。該機構是我本人於1981 年創立,並主持其管理工作超過30 年。從2013 年開始,我擔任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兼名譽所長。國際經濟研究所是國際經濟領域的頂級智庫,且始終位居全球最重要智庫的行列。有20 多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擔任高級研究人員,如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西蒙·約翰遜(SimonJohnson),研究方向涵蓋了幾乎所有全球經濟話題。研究所每月出版一至兩份詳盡的研究報告和幾份簡短的政策簡報,每周同世界各地主要的官員和思想家就不同議題舉行會議。研究所高度重視中國和其他亞洲問題,一個學者團隊每年對中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並與政府高層官員、中國智庫和學界經濟學家們保持對話。我們很高興研究所的這本書在中國出版,同時希望我們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夠同樣呈現給更多的中國讀者。



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榮譽所長)

2017 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