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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 這個經濟殺手絕對冷(著名西方記者關於美國精英勒索全世界的調查實錄)

自編碼:1817805
商品貨號:9787218114606
作者: 馬特·肯納德( Matt Kennard)
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年02月01日
圖書頁數: 376
字數: 303000

售價:NT$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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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史無前例揭露不為人知的美國騙局

全方位多角度曝光強權、社會不公正及掠奪窮人的內幕

 

全球*新聞調查記者馬特·肯納德曆經10餘年,探訪2000多位身處政界、軍隊、工商業及文化領域的實權派、觀察者、反抗者和受害者,首次披露美利堅合眾國奴役世界人民的一手鑿證。

在這部滿紙爭議的作品中,馬特·肯納德借辣心事實,嘲諷政客,美式民主隻是“空響炮”;他用平實文字,聲討媒體人不敢講“真話”;更重要的是,他以翔實案例,警醒新興市場的企業家,布雷頓森林體係、WTO、TTIP等體係正是美國慣用的債務伎倆,但無法逆轉日益深寒的“反全球化”。

馬特·肯納德搏命坦言,厄瓜多爾、巴勒斯坦、玻利維亞、墨西哥、敘利亞等中小經濟體根本無法滿足美國獵取財富的野心,眾多身披“道德西裝”的經濟刺客早已潛伏大國角落,甚至你身邊,伺機摧毀事業,掠奪錢財,奪取政權……

*後,深知中產之困、白領之苦的馬特·肯納德,給出了一個倍感意外的應對之策——文化才是抵禦經濟入侵,捍衛財富果實的*有力武器!center'>但他正用蛇血筆觸,警示每一個人——我們已經踏上一條通往現代化奴役之路!

 

 

美國經濟學家的“私有化”良方,卻讓海地淪為血汗工廠;

阿根廷曾是*富裕經濟休之一,接愛布雷頓森林體係“休克療法”後,深陷貨幣危機;

文化軟實力為何既是霸蠻政權的武器,又是反抗者的刀槍?

美國提供10億美元援助物資,為何演變成穆巴拉克政府的債務枷鎖?

                                         美國發起毒品戰爭並非真正為了打擊毒品,而是謀求地緣政治利益,操控南美洲? 

作者簡介:

馬特•肯納德( Matt Kennard)
英國倫敦調查新聞中心成員
百萬讀者擁躉的“文字殺手”
暢銷書《非正規部隊》(Irregular Army)作者

馬特·肯納德長期供稿《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衛報》《金融時報》等權威媒體。他因辛辣的文風和坦率的性格,被媒體同仁視為“叛徒”,卻被數百萬讀者奉為“文字殺手”!
在任職《金融時報》特邀記者的10多年裏,馬特·肯納德遊曆四大洲、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目睹美國民主基金會發起暴動,推翻玻利維亞政府。
肯納德在離開《金融時報》,被老板譏諷:“滾吧!去拯救世界吧!或許,你還會回來的!”但他卻用這本書,回應了老板的諷刺。

目錄:

引 言
前 言 世界並不美好,但我願意為它奮鬥
被掩蓋的真相
美國:控製一切
撕下虛偽的麵具

第一部分 勒索全世界 美國控製世界的手段
這是一個勒索者橫行霸道的世界,這是一場資本的盛宴。在這裏你會明白,被美國長期幹預的海地為何變為人間地獄,阿根廷又是如何從一個“模範國家”走向破產悲劇,美國的忠實追隨者哥倫比亞為何倒在血泊之中……那些耳熟能詳的名詞,諸如“經濟結構調整”“自由貿易”“外國投資”“對外支援”“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你是否想過他們都是精英階層勒索全世界的謊言和手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竟然都是美國的幫凶?而中國的崛起,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何種改變?
第1章 奴隸國家 一個國家的淪陷
震後餘生的太子港
活在曆史的漫長陰影中
休克療法:資本的盛宴
苟延殘喘:失去主權的“民主”
打造血汗工廠
第2章 巧取豪奪 控製一個國家的辦法是讓它負債
布雷頓森林體係:升級版債務奴隸製
經濟結構性調整:負債、破壞和控製
阿根廷走向崩潰:從“模範國家”到破產悲劇
新自由主義:巧取豪奪的新圈套
第3章 操控世界 自由貿易下的謊言和抗爭
自由貿易的真相
別有用心的“支援”和“投資”
後院起火:新自由主義名聲掃地
哥倫比亞倒在血泊中
第4章 被詛咒的財富 “資源禍”與“資源民族主義”
為財富而殺戮
一切為了利潤
國有化VS 私有化

第二部分 強製執行 開啟罪惡的掠奪事業
在當今世界上,如果要列出流氓國家的名單,美國毫無疑問地排在首位,跟在美國後麵的則是一群巧取豪奪的幫凶,無論是美國的“鐵杆盟友”英國,還是美國的“利益共同體”以色列,或者是長期受到美國扶植的土耳其,他們被捆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共同將巴勒斯坦人、庫爾德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碾碎在車輪之下。聯合國、蘇聯威脅都被當作幹預別國的工具或者幌子,無助的洪都拉斯,奮起抵抗的玻利維亞,一場血與火的爭鬥正在全球上演……
第5章 烏合之眾 將整個世界置於鐵蹄之下
聯合國:有用則用,無用棄之
美國:向蘇聯開戰
英國:美國的貴婦犬?
第6章 中東真相 美國的狐朋狗黨
謝赫賈拉的暴力拆遷隊
中東的“流氓國家”
美國的“執勤警察”
占領區的裂縫
庫爾德人最後的堡壘
金童
第7章 強者有理 換湯不換藥的新型戰爭
蘇聯威脅——美國招搖過市的幌子
北約:從“防禦同盟”到“人道主義幹預”
反恐戰爭:新型冷戰
毒品戰爭:地緣政治的較量
第8章 洪都拉斯 毒品戰爭陰影下的殖民地
洪都拉斯:毒品戰爭的最前線
美其名曰“前置行動點”
緝毒局:真正的販毒集團
絕望的經濟:新自由主義下的血汗工廠
美國大使館:牆外皆為虛幻
第9章 玻利維亞 一場爭奪希望的戰爭
關鍵之戰:消滅聖克魯斯恐怖小組
潮汐逆轉:玻利維亞的土地改革
秘密訪問:恐怖根源隱藏在曼哈頓
青年團:向法西斯致敬
頭暈目眩的亂局
我們要幹掉總統
“友好的商業環境”
瘋狂的美國緝毒局和民主捐贈基金會
奧巴馬總統的謊言
流氓成性的美國
美國:快向我說聲“謝謝”

第三部分 強化統治 美國向國內人民開戰
美國的寡頭們不僅在國外巧取豪奪,如今竟把黑手伸向了本國居民,為了控製美國社會,寡頭們在美國掀起了駭人聽聞的毒品戰爭和監獄私有化運動。無論是土著印第安人,還是占美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民眾,都成為寡頭們掠奪的對象,甚至是尚未走出校園的學生,也已經背負上了沉重的債務。隻能在饑腸轆轆和流落街頭的悲慘狀態中生活的社會底層,日益衰微的工人組織,為開采自然資源而瘋狂的大資本家……一場善惡大決戰正在美國轟轟烈烈地上演。
第10章 美國土著和土地 祭壇上的美國人民
窮困潦倒的美國土著
賭場泡沫
削山采煤:阿巴拉契亞在顫抖
采氣企業:狂野的西部罪犯
善惡大決戰:商業寡頭VS 美國環保局
第11章 占領華爾街 “百分之九十九”運動
草根運動:占領華爾街
運動起飛: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學費飆升:大學生破滅的夢想
戰鬥還沒有結束
江河日下的美國工人和工會
分而治之:雙層工資結構
第12章 貧困的美國 窮人隻能自求多福
饑腸轆轆
流落街頭
奧巴馬政府管理失控
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
讓窮人自生自滅
第13章 監獄風雲 監獄是筆大生意
美國成為一座大監獄
監獄私有化的誘惑
司法體係的崩潰

第四部分 奮起反抗 革命浪潮風起雲湧
世界局勢風起雲湧。戰爭、操縱、欺詐、政變在多個國家頻頻上演。究其原因,因為在美國人眼中,隻有能夠被美國“操縱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如今,世界各國開始奮起反抗,南美洲左翼政黨紛紛上台執政,試圖掙脫美國套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墨西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不懼強權,奮起抵抗,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浪潮已經席卷了中東和北非。用革命的藝術引領藝術的革命,拿起這個有力的武器,與奴役我們的寡頭們徹底決裂!
第14章 地盤之爭 美國:拉丁美洲是我們的後院
門羅主義:爭奪拉丁美洲的宣言
美國:建立“正確”的民主製度
委內瑞拉:查韋斯的絕地大反擊
第15章 自由戰士 一場爭奪市場的世界大戰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
教堂中的屠殺事件
自由貿易的奴隸
大兵壓境:軍隊和人權組織都是罪犯
第16章 革命分子 催淚彈和子彈上有“美國製造”
新生代的覺醒
埃及革命:子彈上寫著“美國製造”
革命經濟學
將革命進行到底
第17章 成功的挑戰 一個實現思想解放的國家
阿拉伯民主運動的導火索
革命的熊熊烈火
恐懼之牆的倒塌
第18章 文化武器 革命的藝術與藝術的革命
藝術與革命
用藝術改變世界
藝術界的旗手們
藝術和政治
街頭藝術和大眾傳媒的力量
占領文化:吹響獨立戰爭的號角
後 記

內容試閱:

第一部分 勒索全世界美國控製世界的手段
這是一個勒索者橫行霸道的世界,這是一場資本的盛宴。在這裏你會明白,被美國長期幹預的海地為何變為人間地獄,阿根廷又是如何從一個“模範國家”走向破產悲劇,美國的忠實追隨者哥倫比亞為何倒在血泊之中……那些耳熟能詳的名詞,諸如“經濟結構調整”“自由貿易”“外國投資”“對外支援”“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你是否想過他們都是精英階層勒索全世界的謊言和手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竟然都是美國的幫凶?而中國的崛起,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何種改變?
第1章 奴隸國家 一個國家的淪陷
震後餘生的太子港

在地震摧毀太子港這座城市18個月之後,我站在總統府的外麵呆呆地望著。這時,有一個人走過來,向我出售他的繪畫作品。“你對那片廢墟怎麼看?”他指著我身後坍塌的總統府問道。我告訴他我的真實想法:麵對眼前的殘垣斷壁,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彙來形容。後來,這個人才微笑著告訴我他的名字叫查爾斯•雷諾丁。“把我們的生活狀況告訴世界,”他請求說,“讓別人知道這裏的情況。”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我住在那邊。”他指著路對麵,在總統府廢墟的對麵有一大片帳篷,帳篷群中點綴著許多旗幟,有美國的,有比爾•蓋茨的,有卡洛斯•斯利姆的,這些旗幟都在不知羞恥地吸引著人們的眼球。“在這場地震中,我失去了爸爸、媽媽、女兒,我不得不移居到這個帳篷營中,但是我不喜歡這兒,因為這裏到處是腐敗,歹徒們無法無天,女孩子靠出賣肉體換取食物。”他對我說。“那些小女孩,”他又特別強調說,“是那些隻有八九歲的小女孩,她們天天被強奸,但警察不管,這個國家的法律已經蕩然無存。”他告訴我,人們把我們身後的總統府稱為“罪惡的宮殿”。“宮殿裏充滿了腐敗,裏麵的人根本不關心人民疾苦,隻想著如何撈錢,他們把賺到的錢全部據為己有。”雷諾丁正在等待政府為他分配一套房子,以便離開帳篷營,但他認為近期這個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政府沒有規劃”。女性在帳篷營中的生存境況更為堪憂:“她們沒有工作,隻能出賣肉體換取食物,唯一能賺錢的工作就是賣淫。男人們隻能去偷竊,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像大多數海地人一樣,雷諾丁對數千個在這個國家活動的非政府組織抱有極高的期待。“有些非政府組織能夠提供幫助,有些隻是為了賺錢。他們樂於看到我們生活在當前的狀況下,因為這能讓他們賺到更多的錢。”這種觀點很難讓人讚同,但全球的“救援業”確實是一筆大買賣。美國對一些弱小國家的影響越大,這些國家人民的呼救之聲就越高,這個關聯性確實經常存在。“地震後,他們應該為我們提供水和食物,但如今這一切都停止了。這個帳篷營地不供水,人們要到6英裏外的地方去取水。這是犯罪率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越說越生氣,“一切都變得讓人瘋狂,我們像畜生一樣生活。這裏沒有正常的生活,所有人都沒有工作”。
有證據表明,在過去的100年裏,美國對海地的幹預是最多的,所以遇到眼前這樣的狀況並非偶然。正如格雷厄姆•格林在《喜劇演員》(The Comedians)這本書中所描寫的,麥古特博士對美國人史密斯夫人說道:“在西半球,在海地和其他地方,我們生活在你們這種霸權國家的陰影下,我們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勇氣,才能保持冷靜。”
第二天,我驅車沿著一條塵土飛揚、顛簸崎嶇的道路前往太子港中部的一個地方,在那裏我看到了一扇金屬大門,裏麵是一家名為E-power的發電廠,這裏與城市中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雖然地震已經過去了一年半,但城市中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一片廢墟。然而,這裏不僅有鋥亮的鋼板門,還有完好的柏油路。我這次是受《金融時報》的指派而來,世界銀行派了一輛越野車護送我。這輛車的司機似乎因為有任務在身的緣故,所以絲毫不關心我們車窗外呼嘯而過的巨大帳篷城市。就在這時,他們向我描繪了一個美好的願景:如果首都每天晚上都斷電,那麼國際金融機構在海地運作的發電廠就應該推動當地的“改革”,我們不僅要削弱海地國營發電廠的實力,還要靠發電來賺錢。那個給我帶路的世界銀行的向導頑固地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讓海地擺脫過去和現在的悲劇。
不久之後,我就發現這家發電廠是幾個風險投資家在2004年建立的,他們因為看到社會民主黨總統讓•貝特朗•阿裏斯蒂德下台而感到異常興奮。按照他們的說法,建立發電廠的目的是“為海地的供電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果然,到了2006年,美國支持的勒內•普雷瓦爾上台後,為了解決太子港的供電問題,政府向外界進行了公開招標。總共有7家公司投標,最後E-power發電廠勝出。
對於許多海地的商業精英來說,這樣的經濟自由化是海地在2010年遭受毀滅性地震之後的新發展模式。“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地震造成的創傷。”E-power的總監皮埃爾•瑪麗•波鬆對我說,當時我倆站在廠區裏位置最高的一間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裏。
“地震後有一些政治方麵的事情需要處理,這占用了我們一些時間。”他接著說道:“地震應該是個機會,因為地震破壞了一切。哪個地方被破壞了,我們就去那裏搞建設。隻要搞建設,我們就能創造工作機會,能創造許多變化,因此我們能改變一個國家。”但是,波鬆譏諷當前的工作進展太過緩慢,沒能充分地“利用”地震提供的“機會”。但我認為他的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準確。海地遭到破壞性地震後,立即出現了資本介入重建的機會。太子港的地震塵埃尚未落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代理人就瓜分了海地社會,它們都撈到了各自的好處。泛美開發銀行獲得了教育和自來水產業。世界銀行取得了能源產業。美國國際開發署心懷感激地接受了策劃新工業區的任務,這個機構後麵我們還要談到。世界銀行駐海地特使亞曆山大•阿布蘭特什告訴了我真實情況:“我們根據各自的競爭優勢,把海地劃分為幾塊,但有些領域需要我們共同來應對。”
海地的國有資產被大規模地私有化,海地變成了一個加勒比海地區的血汗工廠,即一個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服裝出口基地。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推行這項運動,並一直持續到了21世紀初,如今終於有可能實現了。海地人民死傷慘重,政府國庫空虛,推行私有化不會遇到什麼阻力。海地所有的外國機構,特別是美國的機構,都持有這種看法。“我們達成很多共識,所以我要說,這個項目有一個不尋常的積極特點,那就是合作共贏。”
美國國務院負責海地事務的官員吉恩•路易斯•旺霍茲在我回到紐約後對我說(旺霍茲要求匿名采訪,但深受其害的海地人有權知道誰是搞破壞的元凶)。海地將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銷展示會上的明星。這種“合作共贏”模式(海地人民一點份兒都沒有)堅信,在恢複海地重建家園的能力時,當地政府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而解決海地人問題的方案是建立繁榮的私營經濟。“這次努力與從前不同,就是要發展私營經濟,這肯定能帶來變化。我認為大家對此有共識。”
泛美開發銀行負責海地的經理奧古斯丁•阿蓋爾對我說。這家銀行在2010年投入了1.77億美元推行這項運動,這在眾多國際機構中投入是最多的。“私營經濟能帶來巨大的變化,它能創造財富,並提供工作機會,而國營經濟做不到。”他補充說,這個國家似乎除了發展私營經濟之外,別無選擇。
2011年,米歇爾•馬爾泰利當選總統,發展私營經濟的“共識”大行其道: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不僅獲得“休克事件”(地震),而且還“休克”了海地的總統。當時,阿裏斯蒂德總統(他分別在1991年,1993~1994年、1994~1996年、2001~2004年擔任過總統)仍然是海地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但被禁止再次擔任總統。
在馬爾泰利身上,美國政府看到了“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的影子,這種人非常願意推行美國提供的經濟方案(芝加哥大學的一群經濟學家曾幫助獨裁者進行了早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在海地太子港,我與所有的大型商業團體和國際金融機構的人員交談,我發現他們都滿懷激情地支持這位總統。
E-power的總監皮埃爾•瑪麗•波鬆對我說:“馬爾泰利說私人投資很重要,尤其是在選舉中,他談及要讓私營企業提供公共服務,我聽到之後很高興。”當時的美國駐海地大使肯尼斯•默騰也對新總統的私有化計劃感到興奮。“過去數十年裏,海地僅僅私有化了幾個麵粉廠,”他告訴我,“這兒就是缺少這個要素,你需要一個理解投資重要性的政府,我認為馬爾泰利那班人馬懂得這個道理。”經過漫長的等待,美國終於等來了像馬爾泰利這樣馴服的人。在此之前,美國雖然付出了數十年的努力,但海地仍然沒有按照其主要資助者的期望行事。這讓華盛頓感到越來越焦慮。
活在曆史的漫長陰影中
1990年,有200年曆史的海地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在此之後,美國希望能終結“老爸醫生”和“娃娃醫生”,即杜瓦利埃父子把持的腐敗政權,因為他們把國家當作是自己的私人領地進行統治。實際上,他們正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才得以在海地實行了長達40年的獨裁統治。民主選舉之後,美國認為私人資本可以長驅直入了,符合霸權國家利益的經濟模式從此可以在此生根發芽。但事情並未一帆風順,因為那些要走美國道路的“改革者”,並沒有完全按照美國的期望取得勝利。當時爆發了一場被稱為“洪水”的大規模運動,社會民主黨議員讓•貝特朗•阿裏斯蒂德在運動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接下來的20年裏,在美國的幹預下,這位民選的總統兩度被趕下台,海地人民的民主希望和夢想多次破滅。阿裏斯蒂德成了美國的眼中釘,所以當他在2001年再次上台後,便默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推進他們的計劃。海地的民主選舉曆程已有20年,但經濟“改革”卻進展緩慢。這個國家必須有所改變:民主雖好,但必須有用才行。
就在這段時間裏,阿裏斯蒂德的前盟友勒內•普雷瓦爾似乎給美國人帶來了希望,普雷瓦爾本人曾經在2006~2011年擔任過總統。“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來看,我們稱他是新自由主義派最合適不過,他特別支持自由市場和外國投資。”一份美國大使館的外交電報這樣寫道。這份電報是2007年發出的,後來被維基解密曝光。
但是,在那段時間裏,美國真正尋找的海地領袖更傾向於像海地籍美國商人杜馬斯•西繆斯這種人,他原是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居民,在2005年的一份外交電報中他向美國保證:“他將像管理生意一樣管理海地。”這份電報還說:“這位65歲的老人充滿魅力和能量,他說他競爭海地的總統,不僅是為海地人民謀取利益,還會建立海地與美國之間的友好關係。”西繆斯明確了他將要做的事情:“這位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承諾把芝加哥大學的那一套經濟理論帶給海地,使海地走上變革的道路,並承諾給投資者帶來回報。”這正是美國大使館希望聽到的話,西繆斯就是美國正在尋找的代理人。這份電報最後總結說,這位得克薩斯州的百萬富翁是“潛在可行的候選者”,此人與阿裏斯蒂德不同,不僅可以擔負起統治的責任,而且他可能會很“高效”,這是暗指在滿足“美國的利益方麵”。此外,美國認為普雷瓦爾也是一位“負責任”的人。
但是從多個角度看,我們很難想象當時美國對海地統治者的惱怒情緒,因為美國覺得海地在廉價出售國有資產以及為外國資本提供便利等方麵一直猶疑不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野心勃勃的“芝加哥經濟學派”來到海地,他們已經成功打開了海地的經濟大門,並讓外國資本前來劫掠。海地人已經形成了對外國資本的崇拜。例如,根據維基解密披露的一份海地政府電報,在1996年之時,海地政府已經“建立起國有企業現代化立法,允許外國資本參與、管理、控股海地的國有企業”。不僅如此,一部在2002年11月形成的法律公開承認,“外國投資在保證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所以海地的目標不僅是要協助外國投資,還要使之自由化,並給予支持”。這部法律給予外國投資者與海地公民同樣的權利和保護。在2002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海地議會投票同意設立一個新的自由貿易區,為“區內”的外國企業提供財政和關稅優惠,比如,免除外國企業15年的關稅。換句話說,在這個後阿裏斯蒂德時期,海地政府已經看見了“光明”,並開始欣然接受美國為海地設計的發展藍圖。
然而,海地政府采取的措施似乎還不夠。隻有按照“芝加哥經濟學派”說的那樣做才能達到要求。根據另一份維基解密披露的電報,1996年海地成立了一個名為“現代化委員會”的機構,目的是研判諸如在合同管理、長期租賃、資本化等措施中,究竟哪種形式最適用於將要私有化的企業。這個委員會還有權決定海地政府在國有資產處理中所能取得的份額,並規定最高不得超過49%,這意味海地人民被剝奪了擁有自己工業的權利。
海地政府采取的新措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98年,美國海岸公司和大陸穀物公司收購了海地70%的國有麵粉廠。盡管這是一個“進步”,但2005年的一份外交電報仍然悲歎道,“有些投資仍然受到政府審批”,並補充說,“在電力、自來水、電信這幾個行業裏,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批準。另外,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投資必須先獲得公共衛生部和人口部門的批準”。這聽上去都是主權國家的合理要求,但美國壓根不想讓海地成為一個主權國家。
就在布什總統和當地的寡頭暗地裏誘騙阿裏斯蒂德出國後兩年,即在2006年“新自由主義者”普雷瓦爾取得勝利之前,美國大使館在一份外交照會中尷尬地說:“自從水泥廠私有化之後,私有化的進程就停滯了,並被擱置起來。”接著又哀怨地補充說:“與基礎設施相關的主要企業都沒有私有化,包括機場、海港、電話公司和電力公司。”這份文件繼續說道:“這些機構本應該在2002年前完成私有化。然而,由於持續的政治危機,前政府的強烈反對,人民政治意誌的普遍缺乏,導致了海地的國有產業在私有化進程中出現了停滯。”之所以私有化進程沒有像美國希望的那樣順利發展,這份外交照會還給出了貌似合理的解釋:“一些組織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比如工會組織,他們反對私有化可能帶來的裁員。”最後,他們感歎道,這些討厭的海地人!
到了2008年,美國看到私有化進展得如此緩慢,而本地人又在拚命地反對,美國大使館變得鬱鬱寡歡。“雖然私有化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但我們越來越懷疑全盤私有化是否還會發生,”一份電報這樣評論道,“已經沒有時間了。”但美國政府態度依然堅定。“我們將繼續大力提倡私有化和私營管理。”一份電報評論道。後來,主要的解決方法變為利用國際金融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賄賂海地政府,這種做法被認為是私有化進程中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備選措施之一。即使能夠如此行事,但極少有人敢於明言揭穿。“(美國大使館)再次建議……私有化是國際金融機構未來進行談判的基本要求……需要與新政府談判解決。”一份給華盛頓的電報這樣評論道。
休克療法:資本的盛宴
在西半球,賄賂是對付貧窮國家的有效方法,但也因肮髒不堪而被人詬病。海地畢竟還有一個議會,裏麵充滿了民族主義人士,他們依然可以阻止美國的私有化計劃,甚至是徹底地毀掉。就在美國為最後一擊而琢磨應對策略的時候,一場大地震在2010年1月12日襲擊了太子港及其周邊地區,造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在這場事故中,30多萬人死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首都成為一片廢墟,大部分政府部門的辦公大樓連同總統府都被摧毀了。海地僅存的最後一點公民社會和政府機構被摧毀後,便徹底成為一個空白的國家。
美國及其在國家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內部的盟友絲毫沒有浪費時間,因為這是他們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進激進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以來遇到阻力最小的一次。私有化進程的阻力,包括三心二意的民族主義政客以及工人組織,此時全都消失了。由於海地的政府已經徹底癱瘓,因此美國和國際金融組織可以在海地推行“休克療法”了,它們實際上已經接手並管理這個國家。在經濟領域,“休克療法”是一劑激進的藥方,美國及其盟友在世界範圍內都在使用,其基本要旨被概括在娜奧米•克萊恩寫的同名書中。克萊恩強調說,在接受改革的國家中,改革措施經常在人民大眾中很不受歡迎,所以大資本的代理人,比如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等待這些國家出現重大危機,因為屆時的人們再也無力反對改革措施。這就是海地當時的情況。
第一步是建立起一個決策係統,把權力從海地的民主權力機構中奪走。地震後,海地重建臨時委員會(簡稱“IHRC”)成為該國最高權力決策機構便是最好的例證。在海地政府缺席的情況下,設立IHRC表麵上是為了協調抗震救災措施,並分配捐助款。這個委員會有26名成員,其中海地人隻占12席,這樣在投票時海地人便不能占多數(就如同海地人不允許控製本國的工業一樣)。對這些海地成員來說,他們隻是起著裝飾門麵的作用。2010年12月,這幾名海地成員給IHRC的主席,即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寫了一封投訴信,抱怨他們被完全地排斥在IHRC的活動之外,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去閱讀、分析和梳理委員會所提交的項目,因此無法作出明智的回應。一名駐太子港的記者說:“這12名成員認為他們的作用就是充當橡皮圖章,正如海地人認為的那樣,所有事務已經由IHRC的執行委員會提前作出了決定。”
但是這種印象正是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極力避免的。當美國官員和國際機構駐海地的負責人接受采訪時,他們竭盡全力地解釋他們是如何“為海地人努力工作”,而且宣稱各項措施由“海地人主導”。美國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他們擅長偽裝自己,使人誤以為他們的統治是出於受害者的請求。事實上,海地在重建過程中幾乎沒有本地人參與其中(商業精英除外),現在如此,未來也將會如此。2011年1月,《華盛頓郵報》坦白地說:“在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與海地人之間,權力分配極度不平衡。前者牢牢控製著海地的經濟和政治大權,因此能決定一切。”這樣的安排對美國私人經濟的益處非常明顯。
美聯社做過一份調查,發現美國政府的重建項目資金每投入100美元,其中有98.4美元會流入美國企業囊中。重建的重點絕對不是重建海地本地經濟;IHRC把所有的工作都外包給外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NGO),其用意就是讓富裕的美國人繼續賺錢。米歇爾•馬爾泰利在2011年5月宣布就任總統,這位前流行歌手、野蠻的“殺人惡魔”民兵組織前成員(由“老爸醫生”杜瓦利埃創建)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組建起政府,因為他的內閣成員提名不斷地被議會否決。當他的政府在2011年6月開始執政的時候,地震已經過去了18個月,此時重建工作的協調機製早就建立起來了。馬爾泰利的手腳被自稱是服務於海地人民的國際金融機構給束縛起來了。實際上,根本不必去束縛馬爾泰利的手腳,他自己心甘情願做一個“休克”總統。
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希望“新海地”由三部分組成:高端旅遊業、出口加工區以及因控製前國有資產而再次崛起的私人企業。這是巧取豪奪的標準劇本,實際上海地重建的模式借鑒了其他國家的經驗。其中便有海地的鄰居多米尼加共和國,私人資本早把這個共和國視為加勒比海上的綠洲。通過借鑒海地鄰國的經驗,美洲開發銀行謀劃出資2 200萬美元在拉巴地地區的一座19世紀的城堡附近打造一個高端旅遊勝地。美洲開發銀行的海地區經理阿爾梅達對我說,銀行“可以為私人前來投資提供必要的手段”。他還補充說,“多米尼加共和國的一切都是私人的。無論是機場還是公路,甚至連住宅區內的道路也是私人的。所以,我們在(海地)也可以照此行事”。美洲開發銀行揮下了瓜分海地的第一刀,它率先取得了道路基礎設施方麵的權利。
另一個可以充分把握的有利時機則是私有化進程的加速。世界銀行用海地前國家電信運營商Teleco來舉例說明,2009年Teleco成為了私人銀行的分支運營機構,而國際金融公司(IFC)在此進程中提供了部分支持。(順便提一下,IFC是納爾遜•洛克菲勒在1951年的智慧結晶。)世界銀行在海地的負責人納伊姆對我說,Teleco的做法是海地政府在處理港口和機場方麵的榜樣。“(他們)真的可以使從前經營不善的資產脫胎換骨,”他說道,“政府最好集中精力關心社會問題”,然後把國有資產全部私有化。Teleco目前正在IFC的監管下進行私有化。世界銀行認為,在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進行私有化異常艱難,甚至相當於自殺。因此,在2010年3月,世界銀行承諾資助海地4.76億美元以推行私有化;此外,IFC在海地私營經濟中的直接投資額也達到了4 900萬美元。
當Teleco正在進行私有化的時候,美洲開發銀行已經為國家自來水公司和衛生部門製定了私有化計劃,這兩個部門是美洲開發銀行最初的戰利品。不久之後,這家銀行便把自來水公司的業務分包給了西班牙大型公司巴塞隆納水公司,後者獲得了一份為期3年、涉及金額達數百萬美元的合同,其中包括對工人進行培訓和救助。“許多外企正在控製小城市的供水係統!”美洲開發銀行的阿蓋爾先生激動地對我說。這種人類賴以生存的必需品,如今卻成為投機賺錢的機會。“我們看到在此之前,許多地方的人們不繳水費,如今他們要逐漸繳費了。”他補充說。來自巴塞隆納水公司的專家,不僅主導了投資海地自來水領域的研究工作,還控製著為建設新管道和升級係統裝備而招投標的過程。
在教育方麵,美洲開發銀行的計劃與上麵的所作所為並無二致。得益於數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在教育領域,私企的作用比海地教育部門的作用還要大,以至於在地震前80%的教育服務不是由海地國家提供的(主要是由國際機構或私人企業提供)。結果海地隻有一半適齡兒童能接受教育。對美洲開發銀行而言,這並不能證明私人企業是多麼愚蠢荒唐。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教育領域的私有化程度還遠遠不夠導致的。“想到你能扭轉這種狀況,簡直是太有雄心壯誌了。”阿蓋爾先生說。美洲開發銀行決定啟用一種證書認證係統,以便讓政府能夠對教育領域實現某種程度上的“質量控製”,但這意味著整個教育係統完全被私人所操縱。為了實現適齡兒童全部入學的目標,美洲開發銀行計劃建立一種由公共基金支持、私人企業運作的教育係統。根據附屬細則的要求,海地政府每年要為此公共基金提供7億美元的財政支持,這是當下政府教育資金支出的7倍。由於海地政府已經沒有收入來源(全都被地震破壞了),這意味著所有海地兒童都能入學的願望注定落空(甚至連願望都算不上)。
美洲開發銀行承諾旨在3年內提供5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但是當這筆錢用光後,超過半數的海地兒童仍然會被排除在學校的大門之外。美洲開發銀行找借口說,私營企業會幫助這些懶惰的孩子,並聲稱要利用這些孩子來勒索好萊塢明星。“許多演員私下裏向我們捐款,”阿蓋爾先生說,“半個好萊塢都對此感興趣。每個人都想辦一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學校。”順便說一下,馬爾泰利已經批準了那個證書認證係統和資助私人學校的計劃,他希望藉此重建海地的教育係統。
在完成了對電信、自來水、教育等領域的私有化後,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開始關注拚圖板上的最後一塊區域,那就是“新工業園”或“綜合工業區”。他們宣稱這些工業園區能保證海地的經濟增長,並使海地人民從此富裕起來。然而,在地震發生兩年之後,仍然有50萬海地人生活在太子港附近的臨時安置房中,有800萬人沒有電力供應。街道上聚集著大量的人群,這是在提醒人們這裏的失業率高達70%。“我們需要現實一些,在卡特裏娜號颶風襲擊新奧爾良之後5年,重建工作仍然在進行之中。‘9•11’事件之後10年,事發地點仍然沒有完成重建。重建是非常耗費時間的。”美國駐海地大使肯尼斯•默騰對我說,“有一件事海地人可以加快步伐,那就是讓商業環境變得更加友好。”
讓數十萬住在臨時安置房中的海地人做這件事情恐怕很困難。我去了海地的拉帕斯特難民營,那裏坐落著一排排尖頂的“房子”,每個房子隻有一間臥室。有一位房主是位中年婦女,在翻譯的幫助下不緊不慢地跟我交談。她是個單身母親,育有3個孩子,她們幾乎沒有經濟收入,而是主要依賴紅十字會的救濟生存。除此之外,她出售小裝飾品來貼補家用,但是買家非常少,而且住得也很遠。“現在比之前住的那個難民營要好。”她對我說。在上一個難民營裏,她和孩子們跟其他人一樣都住在帳篷裏,這意味著一旦下雨或者有動物闖進來的時候,她們就會遭殃。“現在能住在一棟房子裏,感覺會安全一些。”她說道,但又補充說,難民營地的柵欄應該建得高一些,因為附近有盜賊。她還說因為缺少燈光,這裏充滿危險,因為每到晚上周圍一片漆黑,壞人很容易闖進來。你能看到生活在這個難民營裏的人,無論男女,完全受大自然條件的限製。這裏沒有安全,沒有法律,沒有渠道供他們釋放痛苦。他們僅存的希望就是有人能夠發現他們,並將他們帶離此地。在這種環境下,人是無法正常生存下去的。“我想懷有希望,”她對我說,可臉上一片蒼白,麵無表情。“但我不知道誰能改變現狀。”如果我在此時詢問她,如何才能讓海地的商業環境更利於外國投資者,這似乎非常無禮。
苟延殘喘:失去主權的“民主”
從海地北麵的機場驅車前往寇德威工業園需要30分鍾,這段路在海地算是最暢通無阻的。這個國家的基礎設施之落後盡人皆知,尤其是路麵特別不平整,工業園附近的道路算是沙漠中的綠洲。過了一座小橋,又進入一道大鐵門,寇德威就與外麵的世界分隔開來,這裏有普通海地人沒有的東西:鋪砌過的路麵,良好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充足的工作機會,甚至還有這個國家唯一的一個小型工會組織。寇德威工業園的麵積有200萬平方英尺,最初是由邊境另一邊的多米尼加紡織公司Grupo M建造, 2003年,工業園擴展到了海地這一邊(世界銀行投入了大筆資金)。
“建設這個工業園是Grupo M的願望,因為多米尼加的競爭優勢出現了問題。”公司的銷售副總裁約瑟夫•布盧姆伯格這樣告訴我。在說這番話時,我們正坐在園區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裏。“在這個地區,海地能夠滿足我們維持在美國市場上競爭優勢所需的條件。”他又說:“海地的工資在本地區是最低的。”海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是每天150古德(約3.7美元),這僅僅是多米尼加的一半。這樣所謂的競爭優勢,在普通人眼裏簡直就是“奴隸的工資”,加上海地與美國存在貿易優惠條約,因此在地震之後,這裏吸引了國際金融機構的注意力。他們的目標是要把海地建成加勒比海地區的血汗工廠,以便充分享受《海地機會夥伴促進法案》(簡稱《HOPE法案》)帶來的好處。美國國會在2006年通過《HOPE法案》,給予海地紡織品出口美國市場免關稅的待遇。2008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優惠幅度更大的《HOPE II法案》,2010年大地震發生後,美國國會還通過了《救助法案》。
像寇德威這樣的工業園,在國際金融機構的術語裏叫作“綜合經濟區”:隻有少數幸運兒才能享受金屬門背後的基礎設施、福利待遇和其他服務。有人寫文章論證其存在的意義時說,海地殘破的道路以及水電供應的匱乏,阻礙了潛在投資者,而這座設施齊備的小型城市可以為他們提供便利。在太子港機場的附近已經有一座巨大的工業園,名叫索納比工業園區,海地政府完全擁有這座工業園,這兒曾經有40家企業進駐。但新的綜合經濟區完全受控於初始投資者,主要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洲開發銀行。這就存在一個問題,除了這些經濟活動的“極點”之外,海地的其他地方怎麼辦。如果要在全國推廣類似這些微小城市裏麵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中央政府又能撈到什麼好處?建設所需的經費又從哪裏來?世界銀行駐海地特使亞曆山大•阿布蘭特什承認這的確是個問題。他對我說,建設工業園區的做法“如果作為政策而向全國各地推廣的話,可能根本無法維持”。
寇德威工業園區實際上就是一個出口加工區(這在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普遍),這裏的企業不必向中央政府納稅,在進口原材料時也不需要交納關稅。“你身處一塊特殊的領土之上,這裏貨物進出速度非常快,不需要做紙麵文章。”阿曼德•海爾布倫說,他是世界銀行駐海地綜合經濟區專職研究發展私營經濟方麵的專家。所以,海地的重建僅發生在一些孤立的“極點”上,這些“極點”主要分布在海地的北部,而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和福利建設則遠遠地落後。
或許工業園內最大的問題是充斥著肆無忌憚的企業。在曆經了地震給這個國家造成的嚴重破壞之後,來寇德威進行一次公共關係之旅,並順便體會一番此處的醫療服務和訓練設施,簡直是一種享受。但這次訪問行程沒有涉及工業園區在建立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環節。寇德威工業園最初是建立在農田之上的,這在當時違背了農民的意願,因為這是一個為建立血汗工廠而去破壞當地農業基礎設施的過程。地震後的經濟重建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寓言故事。外交文件說道:“在多米尼加製造商Grupo M與奧安納敏斯的工人之間存在勞動糾紛。”另一份外交文件也談到:“根據勞工代表揚妮克•伊泰尼的說法,糾紛源自於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因為農民沒有參與談判過程,直到2002年動工儀式開始時,農民才知道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了。Grupo M在2003年提出了一份補償方案,但這對那些已經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說為時已晚,他們已經對多米尼加人疑竇叢生。”
當然,Grupo M和世界銀行的後台老板們總是不知疲倦地指出寇德威工業區給當地居民帶來的無數好處。任何形式的剝削,都附著一份向世界證明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但對那些獲利的人來說,沒有幾個人能照照鏡子並看到那個正凝視著自己的魔鬼。當我要求與工人交談時,有兩名工人被帶過來,他們異口同聲地誇讚自己的工作,或許這是因為他們的經理坐在身邊的緣故吧。但是不久之後,我發現他們二人都不是工會成員。事實上,Grupo M聲稱不知道工會裏有多少人。布盧姆伯格先生隻是對我說,“工會人數非常少”,“工人們也不關心工會,因為他們都很幸福。當員工感到幸福時,無論你為他們做什麼或者沒做什麼,他們都不會介意”。然而,根據維基解密披露的外交文件顯示,布盧姆伯格先生說的都是安慰話,他沒有把故事講完整。“多米尼加的工會組織指控Grupo M歧視工會幹部,並解雇工會成員。他們為了繞開真正合法的工會,還拚湊了一個禦用工會。”那份外交電報評述道。
很顯然,海地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Grupo M曾經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會組織,但因為要求自己的合法權利而被解散了。在寇德威工業園開放後幾個月,工人們就開始抱怨被Grupo M管理層“剝削和虐待”。因此,工會成員舉行了幾次罷工和暴力抗議活動,結果導致“公司在那個夏季裏解雇了一連串的員工”。
布盧姆伯格先生對此給出了解釋:“從前我們有個工會,但後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麻煩。沒有民權組織為他們提供指導,他們中有很多激進人士和左派分子。”但他又說:“最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們與工會之間已經沒有矛盾。”因為工會最後成了他們的同夥。為海地設計的新經濟模式沒有把工人的權利作為關注重點。實際上,工業園在規劃過程中很少考慮到工人的合法權利。在一份國際金融公司給海地政府的文件中,他們懇求政府修改《勞動法》,放開對“7×24小時輪班製的限製”,並為“精簡流程”而取消夜班的加班費。工業園的設計還缺少稅收方麵的規劃。在海地運行的外國公司能獲得“經濟自由區”帶來的免稅特權。實際上,這些所謂的“經濟自由區”並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覆蓋了整個國家。換句話說,海地如今對外國投資者完全免稅,這進一步損害了海地政府重建公共設施的能力。2011年,海地政府的稅收總額為10億美元,這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平均水平低很多。
利用“乘數效應”可以解決美洲開發銀行遇到的這個困境。企業通過給國民提供更多服務,不僅能獲得更多利潤,而且能為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上)。“我們讚成先把工業區建設好,以吸引企業入駐,即便在當前還不需要給現政府納稅。”美洲開發銀行駐海地總監阿爾梅達說。最根本的辦法是寄希望於工業園區附近的小企業,比如旅行社或百貨公司,他們將彌補政府損失的稅收。國際金融機構麵臨問題是,即使有奴隸般的工資,寬鬆的勞動法規,但還是難以吸引外國投資。麵對全球資本的緘默,海地政府應該集中精力建設本國的產能,比如可以進行大規模的國有項目建設,就像當初建設索納比工業園區那樣。但海地人卻把自己置於國際資本的控製之下,這等於是自甘墮落。對美國大使館來說,海地人天生就是為賺取低工資而生的。“海地的工資水平在西半球是最低的。”一份美國大使館的電報誇口說。但是對海地人來說,這不是什麼可以炫耀的事情。本土經濟學家卡米爾•查爾莫斯告訴《金融時報》,紡織業作為海地最大的產業,其工資水平簡直是“名副其實的醜聞”。
麵對國際投資者和工人權利組織施加的多重壓力,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完成了海地重建的旗艦項目:卡拉科爾工業園。工業園距離北部首府海地角有40英裏的路程,而且道路情況良好。卡拉科爾工業園是吸取了寇德威工業園的成功經驗才興建起來的,那些設計打造海地新經濟麵貌的人希望借鑒類似於吸引Grupo M的優惠條件來吸引投資者:低成本、出口免稅、在地理上靠近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這樣的工業園一共規劃了5個。美國向卡拉科爾工業園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但隻有韓國一家紡織品貿易公司Sae-A進駐了這座工業園(根據參與談判的相關人士的說法,這家韓國企業獲得了4年的免租優惠)。實際上,在20世紀80年代,即使是通過大力發展血汗工廠,也從未提供超過10萬個工作機會。
用美國納稅人的錢為韓國企業建設工業園,這著實讓人驚訝。美國也許是參與海地重建過程中最積極的一個國家,但美國本土企業卻保持著距離。“我們是職業乞丐”,美洲開發銀行的海地經理阿蓋爾在華盛頓對我說。海地人民也會變成乞丐的。例如,一份國家金融公司的文件在談論設立綜合經濟區時強調,海地的重建需要依靠“私有企業的發展來推動”,但這份文件不得不承認海地現有的“自由經濟區、工業園、投資政策、規章製度都沒有有效地吸引投資和創造工作機會”。
“事實上,私人企業還沒有大批地湧入海地。”世界銀行負責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副總裁帕梅拉•考克斯對我說,當時我在華盛頓會見了她。這些機構為何投入了如此大的精力專注於由外國投資主導的經濟重建上?為什麼不把精力放在提高國內產能和海地人的公共福利上?是不是因為這樣做無法讓西方人賺到錢?或者說這僅僅是一個巧合?
還有更加複雜的情況。用如此慷慨的優惠條件吸引外國企業,不可避免地會給海地已有的外國企業帶來負麵影響。例如,Grupo M就擔心卡拉科爾工業園等新園區的優惠條件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利影響。“(新來的國外企業)需要培訓自己的員工,他們必須有能力處理將會遇到的問題,”Grupo M銷售副總裁布盧姆伯格說,“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知道外國企業從不同的渠道獲得了大量撥款或者資助。”但是如果海地沒有吸引外來投資,而國內企業又已經被扼殺了,那麼就像許多人預料的那樣,海地的發展將會停滯不前,進而又會出現窮困潦倒的下一代人。
捐助者的熱情正在消減,外國政府的各種投資正在下降,國際社會的興趣也在降低,而金融危機又在持續折磨著世界。海地重建基金(HRF)希望從各國和各非政府組織那兒籌集資金以填補重建所需的資金缺口,但至今僅籌集到了3.51億美元。然而,“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高度,”HRF的主席雷特曼先生對我說,“我認為捐助者非常小心謹慎,他們很不情願繼續為重建提供新的資金支持。”2010年,在一次紐約召開的大型認捐會議上,與會者承諾在未來兩年內,將為海地重建提供46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但至今隻籌集到19億美元。“如果你看一下對震後重建所需費用的估計,就會明白這個數目很大,大約需要150億美元,或許會更多。”華盛頓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協調員馬克•威斯布羅這樣對我說,“他們根本沒有這麼多錢,甚至連零頭也沒有,那是一個很小國家,但人口卻達到了1 000多萬。所以,如果你不去清除廢墟,沒有道路和房子,也沒有飲用水和衛生設施,那麼經濟將會何去何從?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但是遙遠的華盛頓真正擔心的問題是移民和毒品,尤其是那些政客,他們對此更是憂心忡忡。“他們害怕阿裏斯蒂德成為將來的卡斯特羅,”華盛頓的一位分析師拉裏•伯恩斯對我說,“美國的政策從來不關心其他國家的經濟能否做到自給自足。相反,美國的政策摧毀了海地的經濟。”羅納德•裏根在任期間曾提出了“加勒比區域計劃”,力圖把外國投資引入該地,這聽上去是一個讓人耳熟的故事。但這不過是獲得該地區控製權的手段而已,因為此時這個地區似乎正在走向獨立自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1983年,基於捏造的理由,裏根政府甚至入侵了格林納達。
裏根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失敗了,因為他幾乎沒有為該地區帶來投資,但他獲得了對此地的控製權。從這個角度看,裏根的計劃與肯尼迪的“拉丁美洲爭取進步同盟”非常相似,這個同盟的目的是讓南美洲擺脫蘇聯的影響,卻打著“發展”和“投資”的幌子。在華盛頓,流行的觀點是海地已經亂成一團。人們會通過非官方渠道告訴你,海地已經無藥可救,改革注定要“失敗”。他們熱衷於讓海地繼續躺在“生命救護台”上苟延殘喘,這樣就不會有太多的難民湧向美國(20世紀80年代,有海地難民死在佛羅裏達的海灘上,這引起了美國南部政客們的一片恐慌)。但似乎美國並不了解海地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實際情況,如果美國花費數年的時間頑固地去破壞某個社會的正常秩序,那麼這個社會絕對不會像鍾表一樣走得分秒不差。如今,海地的人均收入比1960年時還低,在這段時間裏,海地是西半球唯一一個沒有取得進步的國家。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從1960年至1980年之間,在杜瓦利埃的獨裁統治下,海地的經濟一直在發展,雖然他統治殘暴,但整個國家有一個完整的發展戰略。雖然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成就,但整個國家確實進步了。在這個地區,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即國家經濟在獨裁統治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因為國家能夠掌握大政方針的控製權,但到了民主時代以及之後的新自由主義時代,政策的控製權反而轉移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手中,因此這些國家失去了製定政策的決策權,也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從1991年到1994年,再從2000年到2004年,這些國家的經濟被精心設計的陰謀摧毀了,這就是為什麼阿裏斯蒂德總統兩次被趕下台的原因。“這不僅是權力問題。即使人們很難相信,但美國確實很在意是誰在台上執政。”威斯布羅說,“他們兩次顛覆了海地政府,不僅美國參與了這件事情,美國的盟友加拿大、法國也參與其中。1991年那次雖然做得比較隱蔽,但後來真相大白,是CIA資助發動了這次政變,還為之後出現的暗殺小組提供資金支持。”
羅賓遜•迪斯的故事揭示了人性中殘忍的一麵。“地震後,一切都變得可怕,”他對我說,當時我倆坐在他的臥室裏。他失去了家園,隻好帶著4個孩子和妻子前往首都唯一的高爾夫球場,那是太子港最大的難民營之一。在那裏,他能夠勉強生存。紅十字會作為海地最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為他提供了一部分租金補助,能夠讓他舉家遷入永久性建築物中。這家慈善機構為他提供了4 000海地元的資助,以便償付每年6000海地元的租金。地震後,由於物資供應短缺,導致海地物價飛漲。如今他與6個人同居在悶熱的小房子裏,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兄弟。迪斯原是一位裁縫,但是地震破壞了所有機器,他失去了生計。
“我們必須忍受現狀,因為我沒有能力租更大的房子,我必須給別人打工。”他說,“我願意接受這筆補助金,因為我沒有土地蓋房子。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做一點小生意,為此必須先存點錢,並購買一塊土地。”他獲得了500美元的創業資助金,然而現在進展得並不順利。因為在當前的生活狀況下,很難能有存款,他要給孩子支付學費、書費、製服費。紅十字會通過提供創業資金的方式幫助了無數人,實際上,這是紅十字會為至今仍然生活在太子港難民營中的50萬人提供的三種選擇方案之一。
另兩個方案是:在綠地上為難民搭建臨時住房,或者讓別人幫助建設。但這些計劃在海地重建過程中都屬於臨時性措施。迪斯先生雖然有資格獲得一年的補助,但一年以後,除非他找到工作,否則還得重返高爾夫球場的難民營。如今的失業率高達80%,他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沒有錢支付明年的租金,”他坦言道,“現在我沒有被壓力擊倒。因為我能工作,我有能工作的雙手。”
打造血汗工廠
眾所周知,海地是一個難以管理的國家:政府機構十分脆弱,多年的投資不足加劇了這種狀況,社會被嚴重的腐敗所撕裂。地震後,那些經濟方麵的管理者,很自然地把私人企業和“出口導向”視為重建的必經之路。但重建之路並非唯一,其實有許多重建方案可供選擇,而且可能為海地創造出更加公平、更具可持續性發展的未來。問題是這些計劃違背了美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願。例如,海地政府可以利用捐助款,施行現代版的“馬歇爾計劃”,以重建這個國家破敗不堪的基礎設施。這樣政府可以為海地人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海地人可以去建設道路、港口、能源設施,而這些設施在海地要麼不存在,要麼急需修繕。理由再也明顯不過,所有人都認為基礎設施是海地發展麵臨的最大障礙。僅清除廢墟這項工作就能創造出1萬個工作機會。紅十字會讓海地人利用碎石製造磚頭和其他建築材料,這既可以讓城市變得清潔,還能創造工作機會,對此,紅十字會太子港計劃協調員對我說:“目前隻有我們在從事這項工作。現在一切都變成瓦礫了,用瓦礫製作建築材料的成本跟丟棄瓦礫一樣低。”
或許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集中精力發展新農業。海地的農業曾經欣欣向榮,但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總統向這個國家傾銷美國大米,導致供需關係失衡,當地農業遭到破壞,這個問題稍後還要討論。海地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大約有400萬人。如果在農村倡導集體所有製的土地政策,能立即減少過度擁堵的首都人口,而且能夠提供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來養活海地人民,如果糧食有所剩餘,還可以用來出口。但這個方案甚至從來沒有被討論過。
“農業仍然沒有受到重視。”國際金融公司的納伊姆對我說。國際金融公司至今還沒有投資過一家中小型農業企業,他們把精力都放在了大型的農業綜合企業上,而不是海地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小農戶身上。同樣,世界銀行也承認沒有對農業給予足夠重視。這家銀行已經向一個新的農業項目投入了5 500萬美元(海地能大量生產的經濟作物是花生)。“這是我們第一個真正的農業項目。”阿布蘭特什先生坦白地說。美國宣稱沒有忽視農業。美國駐海地大使告訴我,美國已經為當地農業發展投入了2億美元;但美國的問題依舊是隻顧關心出口,而不關心如何養活海地人口,哪怕很大一部分海地人民正在忍饑挨餓。另一方麵,美洲開發銀行除了強調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之外,還認為海地有“其他的需求”。比如,為了進口種子需要向私人企業投資。這家銀行製定了一份計劃,讓一家私人企業購買芒果,進行集中分配,然後發送給出口商。“我們正在改變海地的農業運作方式。”美洲開發銀行的阿爾梅達說。這種新方式仍然出自新自由主義的指導手冊:為小生產者提供購貨券,以便讓他們通過進口商購買種子。但是沒有公共土地或集體土地的支持,這些小生產者根本無從做起。“實際上沒有創造多少工作機會。”阿爾梅達承認。
海地的國內市場,一直被各方所忽視。滑稽的是,海地人消費的雞蛋和雞肉,有90%需要從多米尼加共和國進口。此外,80%的大米也需要進口。通過資助自給農業以改變這種狀況,從來沒有被當作拯救海地農業的一個選擇。“當我說農業這詞時,我指的是農業綜合企業。”阿爾梅達說。在這些金融機構的世界裏,有一個替代方案是他們連想都不敢想的,那就是向海地小規模稻米生產者提供資金補貼。
在美洲開發銀行的力促下,產生了一個具有象征性的“新模式”項目:該項目由可口可樂公司發起,目標是創造一款名為“芒果探戈”的新飲料,飲料所需的芒果來自新發展的供應商。星巴克也發起了一個類似的項目,這個項目力圖把個體小農戶轉化為合作社,然後向星巴克提供咖啡,並以海地咖啡的名義在市場上推銷。有分析家批評說這是“血汗芒果”模式。“他們需要道路,他們的農村需要灌溉係統,但這些家夥就是不給。”馬克•威斯布羅說,他是華盛頓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家。但馬爾泰利政府的農業政策幾乎是一字不差地死搬硬套布雷頓森林體係所倡導的出口型農業綜合企業模式。“我聽說(海地政府)想走出口導向型的發展道路,其中包括農業。”阿布蘭特什先生說道。實際上,馬爾泰利還催促國際金融機構要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我們為海地的小農戶準備了一些傳統的農業項目,重點是削減貧困,”阿布蘭特什先生接著說,“馬爾泰利政府的人看後說,‘我們想走一條不同的道路。希望看到在鼓勵農業綜合企業方麵的措施,’這點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所以,我認為,從整體上看,即使在農業領域,政府在鼓勵地方農業企業轉向出口型導向型生產。”
海地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它需要有自己的農業發展模式,以讓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分配到土地,並使廣大民眾在農業生產中實現自給自足。但這個國家的經濟管理者對此不感興趣。長期以來形成的“建設加勒比海血汗工廠”的夢想依舊在燃燒著。在人類曆史上最悲慘的災難之後,我們有了“芒果探戈”。勒索者的勝利就是海地人的失敗,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